课堂作文,假定教师的评定是正确的,有好坏;好的分数高,比如八九十以上,坏的分数低,比如五六十以下。课堂之外的大著作也是如此,有高有低。分高低,主要看两个方面:(1)内容,也就是所表达的是什么事实、什么知识、什么思想感情等;(2)怎么表达的,也就是用什么体裁,行文能不能确切、简练、优美、有条理等。内容和表达可以协调,也可以不协调。以古代子书为例:《孟子》协调,思想成一家之言,文笔雄伟畅达,如江河一贯而下,欲罢不能;《韩非子》和《论衡》不怎么协调,前者有些篇为专治君主集权策画,思想差些,可是文章写得好,出言锋利,头头是道;后者思想高超,可是文字差些,既不简明,又不流利。评论文章高低,主要看内容呢还是看表达?内容当然是首要的,但过分强调,至少就谈论作文说,也许会产生轻视表达的偏向,所以不如用个不左右袒的圆通说法,二者不可偏废。
  这里先谈内容。题目用“言为心声”,这是随手抓来一个常用的成语,表示作文应该做到写心;如果按字眼抠,那就不如用扬雄《法言·问神》篇所说“言,心声也;书,心画也”的后半,“书为心画”。但这太冷僻,不大众化,只好割爱,而用烂熟的。只求读者记住,这里虽然用“言”,用“声”,本意却是说“文”,说“形”,即仍是谈作文。
  作文,评高分,先要内容好,理由用不着说。问题在于怎么算好。好坏是内容的评价;谈评价之前,先要知道内容都包括哪些“内容”。这真是一言难尽;如必欲一言以尽之,也可以说,凡是自己听到的(包括读到的)、看到的、想到的、感到的,只要是有益而无害的,无一不可为作文之内容。举例说,可以是大事,如赤壁之战,小事,如《红楼梦》中焦大骂街;可以是伟人,如王安石,细人,如阿Q;可以是远物,如河外星云,近物,如臂端十指;可以是实事,如吃饭喝水,虚事,如仲夏夜梦;等等。但情景虽万千,却可以归类。甚至可以综合为外、内两类:外界事物为己所知,或总称之为知识,是“外”;有时明显受外界影响,有时不明显受外界影响,心中形成某种思想感情,是“内”。这外、内之分,不少讲认识论的哲学家会抱怀疑态度,那就算作“方便说”也好。方便说之,区别还是有的,比如在司马迁的眼中,汉高祖刘邦大有流氓气,这是他的思想感情,属于内;但不管他高兴也罢,不高兴也罢,刘邦终于成了帝业,可以作威福,传天下,这不因他的思想感情而有小变,属于外。作文,内容不过是这外和内,或外和内的融合。换个说法,所写不过是知识和思想感情而已。
  已经知道什么是内容之内容,这就可以转入本题,问问应如何评价,也就是要用什么标准评定内容的好坏。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衡量。
  一是看是否“真实”。就是说,无论写外写内,都真实就好,虚假就不好。真实,有客观的,有主观设想的。某日某时月蚀,由初亏到复明经历多长时间,是客观的真实;前几年传说东北发现大蟒,曾吞下吉普车,一青年告诉我,绘影绘声,我不信,他急得捶胸顿足,这是因为他设想这是真实的。此外,小说、戏剧等是创作,或者可以名之为艺术的真实,性质不同,须另作处理,这里不谈。写文章,记述外界事物,当然最好符合客观的真实。但这常常不很容易,例如司马迁写垓下之围,项王歌,虞姬舞,大似耳闻目见,难道实况真是这样吗?不管信或疑,反正无法证明。因此,在这方面,我们最好(1)要求增长知识,笔下不出现过于荒唐的笑话;(2)不得已而取其次,一定要有根据确信它是真实的。
  还会出现自己不确信为真实的情况吗?不只会,而且不稀有。正如说假话,成文也同样可以不出于本心。随便举两个例。三国时候有个陈琳,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赞扬他长于章表书记,是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,可巧《文选》选了他两篇这类文章,可以让我们见识见识。前一篇是《为袁绍檄豫州(刘备)》,后一篇是《檄吴将校部曲》,都收入卷四十四,更有意思的是两篇紧紧相连。前一篇是吃袁绍饭时候写的,所以大骂曹操,不只说曹操“赘阉遗丑,本无懿德”,而且上及其祖曹腾,是“饕餮放横,伤化虐民”,其父曹嵩,是“乞丐携养,因赃假位”,正好骂了三代。后一篇是后来吃曹操饭时候写的,所以大捧曹操,是“丞相衔奉国威,为人除害”。同是一个曹操,忽而是小丑,忽而又成为天人,这样立言,所写会是自己确信的真实吧?这或者应该算作文人无行,可以不在话下;我们无妨再看看另一位,是大名鼎鼎、言不离“道”的韩文公。他作《师说》,任国子博士为人师;但知师者莫如弟子,且看他的门人刘叉怎么说。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附《刘叉传》记载,刘叉为什么事跟他闹翻了,离去时拿了他不少钱,说:“此谀墓中人得耳,不若与刘君为寿。”以谀墓之文换钱,这所写也显然不是自己确信的真实。古人有这种情况,现在呢?我们还常听到“违心之论”、“言行不一致”一类的话,所以仍然要警惕。因为所写非自己确信的真实,轻言之是没有给人读的价值,重言之是反而出丑,所以不能不视为写作的大忌。
  二是看是否“通达”。就是说,文中如果有自己的什么思想认识,这思想认识即使够不上什么惊人的创见,如哥白尼的地动说、达尔文的进化论之类,也总要用现时的知识水平衡量,绝不含有陈腐愚昧至于使人齿冷的成分,如变相的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麻衣神相》之类。见识正确,才谈得到通达。前很多年听到一个故事,是讽刺毫无新意的文章的,文章以“二郎庙”为题,其中有这样的警句:“夫二郎者,大郎之弟,三郎之兄,而老郎之子也。庙前有二松,人皆谓树在庙前,我独谓庙在树后。”其实,由宋朝经义发芽,一直繁盛到清末变法时的八股文,与这二郎庙的妙文,就内容的无价值说,并没有什么两样,虽然也费了心思,费了笔墨,结果是作了等于不作,甚至不如不作,原因就是不通达,或说没有见识。自然,作文,尤其初学,要求内容必有新意,必不失误,标准难免过高。我们无妨从消极方面要求,就是,虽然意思不新,不深,甚至多值得商榷,但确是经过思索,言之成理,不是人云亦云,甚至将错就错。见识是学而思,思而学,逐渐增长的,未可一蹴而就;但作文要重视见识,写见识,却是由一执笔就应该长记于心的。
  三是看是否“恳挚”。通达主要是就见识说,恳挚主要是就感情说。写文章,目的是让看到的人信服,求人信服,自己先要有可取的见识;还要让看到的人感动,求人感动,自己先要有恳挚的感情。有些文章可以不包括作者的感情,现代的,如科学论文、出差证明之类;古代的,如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天工开物》之类。但绝大多数含有作者的感情,也最好含有作者的感情。《史记》是记人记事之书,照理应该客观地据实陈述,可是就连写经济状况的《货殖列传》,也在许多地方一唱三叹。范缜《神灭论》是讲哲理之文,照理应该平心静气,可是义愤之情却溢于言表。像这样的著作,因为感情真挚而充沛,所以后人读了会受感动,甚至洒同情之泪。作文,凡可以含有感情的,这有如画龙点睛,应该以表现感情见分量,显奇妙。孟棨《本事诗·事感》记白居易曾因小蛮作杨柳词:“一树春风万万枝,嫩于金色软于丝。永丰坊里东南角,尽日无人属阿谁?”得到唐宣宗的赞赏。这首七绝前三句只是描写外物,照猫画虎,意思平平,及至加上第四句的怅惘之情,分量立即重了,以至感动了皇帝,这就是以感情点睛的手法。
  感情要恳挚,甚至恳挚到近于痴也无妨。《牡丹亭》之感人,主要在于杜丽娘之痴,这痴甚至掩盖了死后复生故事的荒唐。恳挚的反面是轻薄。恳挚与轻薄对比,一好一坏,可以借用王国维《人间词语》及其删稿的两段话来说明:
  a.“昔为倡家女,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,空床难独守。”“何不策高足,先据要路津?无为久贫贱,轗轲长苦辛。”(案皆出《古诗十九首》,引文有小误)可谓淫鄙之尤,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,以其真也。
  b.艳词可作,唯不可作儇薄语。龚定庵诗云:“偶赋凌云偶倦飞,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,便说寻春为汝归。”其人之凉薄无行,跃然纸墨间。
  言为心声,文是为人的写照,人无真情是凉薄无行,文无真情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  四是看是否高尚。就是说,所表现的知识、思想感情等能不能引导人、促使人求好、求向前、求向上,能是好的,不能是坏的。这里我们会碰到一个较玄远的问题,什么是好、是向前、是向上?幸而常识上我们大致有个共同的认识,比如颓废不如精进,后退不如进步,残暴不如宽厚,损人不如利人,利私利己不如为国为民,等等,因而这里无妨假定有个明确的标准。这标准是道德的,因为是道德的,它就不只统辖作文之道,而且统辖立身治世之道。也就因为这样,所以从理论的角度看,它似乎比前面提出的“真实”、“通达”、“恳挚”更根本,虽然未必更明显。说它更根本,是因为它管的面更宽,影响更深厚。比如说,不管作者的感触、思想怎么奇怪,把颓废、落后、盗窃、残忍等坏行为描画到书面上,而丝毫不表示厌恶、反对,总是错误的。从积极方面说,无论长篇短札,想要感人寿世,就必须合乎道德的要求,有助于读者的求好心、向前向上心。
  本节将要写完,复阅一过,发现谈内容,竟由无不可写而滑到道德要求,这岂不是本想不衫不履而终于正襟危坐了吗?不过这是心之声,即使枯燥无味,也只得如实地献与读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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