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编者按

  “与他人和解,先与自己和解吧。”这是几天前,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·奥兹在访华期间的感慨。这句话,他说给自己,也说给他的犹太民族,他的祖国以色列———应该也包括整个世界吧。让我们跟随他的叙述,去体味“和解”、“让步”的艰难与珍贵。

  ■人物简介

  阿摩司·奥兹,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,现居沙漠城市阿拉德。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,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,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。

  迄今已发表12部长篇小说,3部短篇小说集,7部随笔集和一部儿童读物。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,曾获多种重要的文学奖,包括法国“费米娜奖”、德国“歌德文化奖”、“以色列国家文学奖”、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“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”等。除文学写作外,他还发表过大量有关阿以冲突的文章,是“现在就和平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。

  奥兹曾将自己的中国心结比做“中国梦”。自1998年起,我国陆续引进了他的多部作品:《何去何从》、《我的米海尔》、《沙海无澜》、《了解女人》、《费玛》、《黑匣子》、《莫称之为夜晚》、《鬼使山庄》等。今年则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、自传体长篇小说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。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邀请,奥兹于八月底九月初访问了北京、上海,出席作品首发式,发表演讲,会晤中国作家。

  ■主要作品简介

  《我的米海尔》:以20世纪50年代的耶路撒冷为背景,是一个有关爱、婚姻及幻想的故事。女主人公对单调乏味、缺乏想象力的丈夫失望,被循规蹈矩的生活窒息,终于被压抑的欲望和暴力幻想逼迫得精神崩溃。被认为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以色列国家现状的深刻写照。

  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:自传体长篇小说,奥兹在描述家族历史和个人成长故事的同时,也描写了他童年时代耶路撒冷的文化、社会、政治生活,使作品含有民族史诗的特征。小说相当一部分篇幅描写母爱。奥兹的母亲美丽温柔,多愁善感,父亲是一位通晓十几门语言的学者,但在耶路撒冷不是很得志。在奥兹12岁那年,母亲自杀身亡,对奥兹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,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和创作。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,奥兹第一次面对自己人之初的心灵创伤,相当感人。

  ■采访手记放火是他们的事泼水是我的事

  奥兹说犹太人善于自嘲。“自嘲,就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自己。而伟大文学的秘密,正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和本民族的文化。”

  中国行,被奥兹解读为“两种文化的私人交谈”。他想在世界上两种古老文明之间,架一座桥。他甚至幻想过如果孔子和犹太民族的先知交谈,会谈点什么。

  对这一“交谈”的等待,这位作家显得很有耐心。奥兹父亲生前会读16种语言,会讲11种语言,只是其中不包括中文。这让他打小就觉得中文特别。1992年,他对新华社记者说过自己会来中国;1996年,他对中国的访问学者说过他想来中国。但是直到2007年8月27日,奥兹才开始首次中国之行。

  8月27日在京亮相后第二天,他便访问上海,30日回京。接下来,是参观北京国际书展,参观天坛、长城,作品研讨,在社科院、北大做演讲,还有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首发,还有使馆活动……而他,9月9日就要回国了。行程可真不轻松,但他没有一丝不耐烦。天知道他在以色列的生活是何等规律:早上总是5点起床,写作一个小时,吃饭,稍事休息……在他家,书的摆放都是有固定顺序的。问他累不累,他总是微笑。

  无论在北京,还是在上海,奥兹接受着一拨又一拨媒体的采访,一遍又一遍回答着大同小异的问题。问到他心坎上了,他会对你说“谢谢”。问得不靠谱,他便来个“奥兹式”的幽默。刚到北京十几个小时,就有记者问他对中国的印象,他说:“如果我到北京有三天,没准可以给你来篇《北京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》。”三天过去,再问这一问题,他还会认真回答:“我到的是北京和上海,城市的活力和繁荣让我印象很深,但我知道,中国是农业大国,没到中国的农村,我不好说对中国的印象。”
首发式上,奥兹告诉记者,他不会用电脑,坚持手写,而且书桌上摆着两支笔。“一支笔写小说,一支笔写政论。”他的政论多半是说政府的“不”字,尽管奥兹夫人说生活中的他,从不说身边人一个“不”字。

  除了作家,别人也称他“和平主义者”。1977年巴以冲突期间,他与志同道合者发起了“现在就和平”运动,尽管这场运动并未有什么大的实质性的效果。“有人放火是他们的事,泼不泼水是我的事,我必须有点耐心,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在。”

  他的夫人说,对于他人带给他的伤害,奥兹总是试着去遗忘;但“泼水”,他似乎从未曾遗忘。在这件事上,他的耐心还会持续。

  没有人愿意“妥协”、“让步”,尤其是年轻人。

  今年68岁的以色列老头阿摩司·奥兹,前两天在中国这么说,其实,他年轻的时候也一样。

  只是,现在他懂了———“让步”,是个好词儿。它能让自己和祖辈关系更和谐;能让自己和妻儿关系更和谐;能让自己和自己关系更和谐;能让祖国和邻邦关系更和谐。通过写作和社会活动,他一步步实践着与自己、与父母、与妻儿、与“敌国”的和解。

  只要有人的地方,让步、或者说妥协,就是必要的存在。奥兹老先生坚持这么认为。他经常和意见相左的犹太同胞在一起争论,也经常是对方被他驳得体无完肤。

  “与他人和解,先与自己和解吧。”这句话他说给自己,说给他的犹太民族,包括他的祖国———中东关系中的以色列。

  和解,是他认为的平复自己和同胞痛苦的必经之路。

  ■母亲因为不堪忍受恐惧不安的生活而自杀,父亲曾是他彻底反叛的对象

  父母,曾是奥兹心中久长的痛。他说,写完自传体长篇小说《爱和黑暗的故事》,就算和父母“和解”了。

  1939年,奥兹生于耶路撒冷。父母是上世纪30年代,欧洲“排犹”声浪四起时,分别从苏联的敖德萨(现属乌克兰)以及波兰去的移民。“父亲深爱俄罗斯,但当年的俄罗斯可曾爱过他?母亲深爱着波兰,当年的波兰可曾爱过她?他们深爱欧洲,当年的欧洲可曾爱过他们?直到以色列诞生,犹太民族才结束四处被驱逐的命运。”因为不堪忍受恐惧不安、毫无色彩的生活,母亲在奥兹12岁时自杀。

  母亲的故乡,奥兹至今尚未亲临。据他夫人尼莉介绍,约三年前,有人专门组织考察团探访过他的家乡,奥兹夫人去了,奥兹没去。在以色列看妻子拍摄回来的影像,年过六旬的他流泪了。妻子说,我们带着女儿和儿子还有孙子全家一起去吧。奥兹说,不。“母亲故事中的那些,已经不存在了,他可能不想破坏记忆。”妻子说。

  在奥兹的自传体小说里,母亲是美丽优雅的、总给他讲故事的、年少时最温暖的存在。而与母亲不和的父亲,则曾经是非常可恨的,尽管现在奥兹会用感激的心情回忆他。在相当长时间里,父亲,是奥兹的“全面反叛”对象。“很彻底,从内在到外在。他是学者,舞文弄墨,我就琢磨着要当农夫、开拖拉机;他长得矮小,我就发誓长高。”———后者,他并未“得逞”。

  去年,因为新书在敖德萨出版,奥兹第一次去了那里,但“俄罗斯于我,从未远离过。一切是那么熟悉。”见到祖辈故事中的村庄,他难掩泪痕。甚至在异国他乡的北京,在一个初次见面的女儿辈记者面前稍稍提起,眼里也会“波光粼粼”———于他,眉头紧蹙是常态,泪眼婆娑却稀罕。因为他的父亲,从本质上是要求“男孩别哭”的。
他父母懂俄语、波兰语、德语、英语等十几种语言,但从不教他任何外语,只教犹太民族古老的希伯来文,唯恐儿子掌握了欧洲的某种语言,会跑到欧洲去。“他们怕极了对犹太人曾经的屠杀,也因此担心我的安全。”直到1969年赴牛津大学留学,他才“学了点英文”。而今,用英文在全世界做了无数精彩演讲、通常不用准备的奥兹,只用希伯来文写作。在英国、在美国、在中国,似乎在任何国家和地区,用希伯来文为公众朗读,是他的保留节目。“就像你第二次爱,你才会真正懂得初恋的滋味,就像到别的国家生活上一年,你才会看明白自己的国家,也许只有学了一门外语,你才能更加懂得母语的珍贵。”

  奥兹说:“至少要三代,才能真正完成欧洲到以色列的‘迁移’。”他给记者举了个小例子:“欧洲的房子,总有高高的屋脊,屋脊上有烟囱,烟囱里青烟缕缕。以色列则不然,这里不冷,房子不需要炉子,不需要烟囱,屋顶也是平的。但如果以色列小孩画笔下的房子,即便他在以色列出生,依然会是高高的屋脊、烟囱、青烟缕缕。这不是他看见的,是奶奶或妈妈讲的故事融入了他的血液。”

  ■如果一个男孩子要追女孩子,他就应该听女孩子讲故事,并且给女孩子讲故事

  少年奥兹,曾有过许多斑斓的梦想。“小时候,因为发表了点东西,诗歌、小故事,梦想成为一名作家。由于拒绝重蹈父亲的‘覆辙’,又憧憬着成为一名农夫。因为恐惧屠杀,曾想变成一本书。看着消防员在火灾现场的模样很酷,便想成为一名消防员。”书,自然是变不成的;作家梦,已没有今天再说的价值;做消防员,也只是他当年梦想吸引女孩子的“重大举措”;倒是“做农夫”的念头,让他的人生出现了拐点。

  14岁那年,他去了距离家约45公里的集体农庄基布兹。“对于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,到农场去,绝对称得上人生的革命。优秀的城市青年,很难是干农活的好手。”在基布兹,他先干了一件大事———改名为“奥

  兹”,在希伯来语里,这个词意味着“勇气、力量和坚持”。不过他唯一擅长的,还是讲故事。

美狮美高梅,  “从他去基布兹开始,我们就认识。六七年后我嫁给了他,那年我20岁。”少女时的尼莉,能歌善舞,曾是许多年轻男子的“梦中情人”。但一张奥兹的老照片,在她钱包里放了几十年。“所有女人关于男人的设想,都能在他身上圆满。他年轻的时候,帅呆了。”

  仅仅是因为帅吗?当然不是。奥兹在首次访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,如果一个男孩子要追女孩子,他就应该听女孩子讲故事,并且给女孩子讲故事———当年征服奥兹夫人的,就是这一招。“他肚子里有很多故事。”后来,他开始在报纸杂志上“讲故事”。发了两三个中短篇小说,又因为农场需要中学老师,他被送去

  上了大学。“大学毕业,他被邀请留校继续深造,但他不想成为学者,而是想多写些东西,于是回了基布兹。”夫人尼莉透露。

  1968年,《我的米海尔》出版,把奥兹推到以色列文学的“VIP席”上。时至今日,奥兹依然说,当年只是能出版就满足了。夫人尼莉通常是他的“第一读者”,她对丈夫用女人的口吻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并不看好,还说“真不知道你这书有谁会买”,当然,“从没想过他在希伯来文学上会变得那么重要”。后来,这部书被翻译成30种语言,包括汉语。
类似的意外,还发生在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上。“他写别的书,总是事先不跟我说,写完了之后把完整的书稿递给我,但这本书不同,他每写20页就拿给我看。我

  一路看得很开心,那些事儿我只知道一点,包括母亲自杀,他都只对我提起过一次。”见夫人看得开心,奥兹说,“没人会对这个感兴趣的。有谁会对百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感兴趣呢?除非不是发生在别人家里。”于是,在相当长时间里,“他几乎不相信别人会喜欢这本书,书店里书都上架了他还不信。”这本自传体小说被翻译成其他语言,更让夫妻两个人都紧张得不行。“法国、意大利、德国的读者,怎么可能理解这一切?”但事实是,每天都有雪片一样的信飞来他家,“信中讲述的几乎都是读者自己的家事。因为奥兹书里讲述的是家事,大家都从里面找到了他们自己或者家人的影子。”

  ■他第一个站出来,在报纸上说,和平永远比土地重要,否则杀戮还会持续

  “如果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,我会说:家庭。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,我会说:不幸的家庭。”这句话来自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的中文版前言。它其实只能指向奥兹的父母,他与夫人之间幸运地与之迥异。

  其实,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在奥兹的心里很多年了。年过六旬才提笔,是因为他和自己“和解”的过程太漫长。“我试图揭示一个谜:父母是两个好人,他们都干着各自有理由的事情,缘何没有好的结果?”在少年时代,他经常以黑与白、善与恶去辨别这个世界。这让他少不了愤懑:不满父亲和母亲、和自己的关系;不满母亲的不辞而别……后来,他才发现,最大的悲剧,是“善”与“善”联手酿造的悲剧;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,是“白”与“白”的问题。由“父亲极强的控制欲”,他悟得一个反义词———“妥协”,或者说“让步”。

  奥兹和妻子之间,彼此“让步”。因为家庭的变故,少年奥兹很内向,但奥兹夫人外向,夫人花了很多年教他领略和朋友在一起的乐趣。业余爱好养鱼的奥兹,不喜欢音乐,却是每天傍晚妻子笛子吹奏练习的听众;搞音乐的妻子,最大的遗憾是他不会跳舞,但奥兹看着她和别人在一起,也看出了翩翩起舞的乐趣。和夫人同游日本,妻子的笑声过于“爽朗”,奥兹不斥责,而是幽他一默:“小声点,你干吗要告诉全世界你不是日本女人?”在北京访问期间,一天活动下来,他累得要命,眼睛都快闭上了,却依然陪着夫人在国际饭店二楼听钢琴演奏。电视上出现一个漂亮女人,妻子问奥兹那女人怎么样,他的回答“几十年如一日”:“比起你,差远了。”

  奥兹也是个好“爸爸”兼“好爷爷”、“好外公”。因为儿子有哮喘病,他就举家搬迁到以色列南部的沙漠小城阿拉德。他告诉记者:“我不像我父亲的控制欲那么强。孩子们选择什么方式生活,我总是尽量尊重他们的选择。我从不说‘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’这样的话。儿子对我也有抱怨,但和父亲与我之间比,真是‘小巫见大巫’。”

  “让步,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同样重要,特别对犹太民族而言。”奥兹说,“质疑和争论,是犹太人的特点,清楚这一点,有助于理解以色列文学和以色列的今天。”早在8岁多时,奥兹就曾给掌管耶路撒冷地区的英国长官去了一封信:“你要是不在6个月内离开我们的国家,那么我们的赎罪日,就会成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审判日。”

  68岁的奥兹风格早已转变,现在是一个“和平主义者”。他参加过1967年的“六日战争”和1973年的“赎罪日战争”。“六日战争”中以色列对埃及等邻国的胜利,曾让以色列举国欢庆,但奥兹不。“他第一个站出来,在报纸上说,和平永远比土地重要,否则杀戮还会持续;老百姓的生命,远重于其他任何东西。”尼莉说:“当时,没有一个人支持他,包括交战国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受不了他这么说。但现在,超过70%的以色列人都站在了他这一边。”
奥兹被誉为“以色列的良心”。新华社曾驻耶路撒冷记者高秋福说:“理解奥兹,千万不能忽略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面。”奥兹在社科院演讲时说,“在有些年轻人的眼里,‘让步’意味着‘不坚持’、某种意味上的‘不诚实’,甚至‘投降’,但在我的词典里,这个词的意思是‘对生命的尊重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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