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八年冬季,我和老陈,又在深县马庄隐蔽了一段时间,冀中区的形势越来越不佳。次年初,就奉命过平汉路西去工作了。

  这是王林同志来,传达的黄敬同志的命令。在驻定县境内七地委那里,开了简单的组织介绍信。同行的有冀中导报的董逸峰,还有安平县的一个到边区受训的区干部。我那时并非党员,除了这封信外,王林又用当时七地委书记张雪峰的名义,给我写了一封私函,详细说明我在冀中区的工作情况,其中不乏赞扬器重之词。这本来是老王的一番朋友之情。

  但是我这个人很迂挚,我当时认为既是抗日工作,人人有份,何必作私人介绍?又没有盖章,是否合适?在路上,我把信扔了。不知道我在冀中工作,遇到的都是熟人,一切都有个看顾,自可不必介绍,而去阜平则是人地两生之处。果然,到了阜平,负责组织工作的刘仁同志,骑马来到我们的驻地,分别和我们谈了一次话。老陈很快就分配了。而我住在招待所,迟迟不得分配。每天饭后爬到山头上,东迎朝霞,西送落日,颇有些惆怅之感。后来还是冀中区过去了人,刘仁同志打听清楚,才把我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工作。

  这还算万幸,后来才知道,当时有一批所谓“来路不明”的人,也被陆续送往边区。和我同来的那个区干部,姓安,在没分配之前,有一天就找到我说:“我和你们在路上说的话,可不能谈,我是个党员,你不是党员。”弄得我很纳闷,想了半天,也想不起在路上,他曾和我们说过什么不是党员应该说的话。我才后悔:千不该万不该把老王那封信撕掉。并从此,知道介绍信的重要性。还明白了,参加革命工作,并非像小说上说的,一进来,就大碗酒、大块肉,论套穿衣服,论秤分金银,还有组织审查这一道手续。

  晋察冀通讯社设在阜平城南庄,主任是刘平同志。此人身材不高,仪表文雅,好抽烟斗,能写当时胡风体的文艺论文,据说刚从北平监狱放出不久。我分在通讯指导科,科长姓罗,是抗大毕业生,宁波人,青年学生。此人带有很大的洋场恶少成分,为人专横跋扈,记得一些革命和文艺的时髦名词,好给人戴大帽子。记得在边区记者协会成立时,我忘记说了一句什么话,他就说是周作人的理论。这种形左实右的人,在那时还真遇到不少,因为都是青年人。我置之不理。

  留下了非常不良的印象。他平时对我还算客气,这一是因为我年事较长,不与人争;二是因为我到社不久,就写了一本小册子,得到铅印,自己作品,封面上却写上集体创作,他以为我还算虚心,有可取之处。那时,因为伙食油水少,这位科长尤其嘴馋,我们在业余之暇,常到村外小河芦苇深处,掏些小沙鱼,回来用茶缸煮煮吃。(那里的老乡,不叫用他们的锅煮这些东西,甚至鸡也不让煮。他们还不许在他们的洗脸盆里用肥皂。他们说,闻不惯这些味道。这是事实。)每次掏鱼,他都是站在干岸上,很少下水,而且不断指手划脚,嘴里不三不四,使人生厌,兴趣索然。

  我和他睡在老乡家一条乌黑发亮、没有炕席、枕头和褥子的土炕上。我好失眠,有时半夜里,在月光之下,看见他睁大两只眼睛,也没有安睡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正在和社里一位胖胖的女同志,偷着谈恋爱。那时候,虽然没有明文规定,但恋爱好像是很不体面的事。罗后来终于和这位女同志结了婚,并一同调到平北游击区去工作。那里很残酷,礼拜六,罗骑马去接妻子,在路途遇见敌人,中弹牺牲。才华未展,深为可惜。

  就在到通讯社的这年冬季,我有雁北之行。边区每年冬季,都遭敌人“扫荡”。因此派一些同志,到各分区采访,一是工作,二是疏散。罗科长在我们早晨出操的农民场院里,传达了主任的指示。

  同行者三人:我,还有董逸峰,是从冀中和我一同过路来的。此人好像被列入“来路不明”的那一类,后来竟不知下落。另一人姓夏。此人广东籍,小有才气,写过一些通讯,常常占去当时晋察冀日报的整个四版。我现在想,通讯文章之长,在开天辟地之时,就发生了。那时报纸虽不大,但因消息来源小,下面来稿也少,所以就纵容这些记者们,去写长篇通讯。随后,就形成了一种风气,一直持续抗战八年,衍及现代。这是题外的话。夏好像已是党员,社长虽未公布他是我们的负责人,但我忖度形势,他是比我们更被信任的。

  出发时,已发棉装,系中式土布土染袄裤,短小而不可体。另有一山西毡帽,形似未打气的球皮,剪开一半,翻过即可护耳,为山地防寒佳品。腰间结一布带(很少有人能结皮带)。当时如摄影留念,今日观之,自是寒伧,在当时和农民比较,却又优越得多了。

  从阜平去雁北,路很难走,我们走的又多是僻路,登山涉水,自是平常,有时还要从两山挟持的罅缝中,相互推举牵拉,才能过去。详细沿途情形,现已记忆不清,走了几天,才到了雁北行署所在地。

  当时的雁北地区,主要指应县、繁峙一带,我们活动的范围并不大,而敌人对此处,却很重视,屡次扫荡。行署主任是王斐然同志,王本是我在育德中学时的图书管理员,是接任安志诚先生的。我在学校时的印象,他好像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,到学校任职的,整天穿一件不太干净的深蓝布大衫,走路有些蹒跚,给人一种有些潦倒的印象。他对校方有些不满,曾经和我谈过当时的一名被校长信任的会计,是“恨无媚骨,幸有长舌”的人物。在学校,他还曾送我一本不很流行的李守章的小说,名叫《跋涉》,使我长期记住这位昙花一现的作家的名字。

  到了行署,王震的部队正在这一带活动,我同董逸峰跟随部队活动了一程子。在一次集合时,在山脚下遇到了两个小同乡:一个是东邻崔立国,他父亲是个商人;一个是同街道的孙建章,他父杀是个木匠。异地相逢,非常亲热,他们都是王震旅的战士。在山下,朔风呼啸,董逸峰把他穿的一件日本黄呢军大衣,脱下来叫我穿上,也使我一直感念不忘。

  此人南方人,白晰,戴眼镜,说话时紧闭嘴唇,像轻蔑什么东西一样。能写些作品。

  我跟随一个团活动。团政治主任,我忘记了他的姓名,每餐都把他饭盒里的菜,分一些给我吃。以后我到部队采访,经常遇到这种年轻好客的指挥人员。

  敌人又进行扫荡,我回到行署,有些依赖思想,就跟随王斐然转移。有一天走到一个村庄,正安排着吃顿羊肉,羊肉没有熟,就从窗口望见进村的山头上,有了日本兵。我们放下碗筷,赶紧往后山上跑,下山后就是一条河,表面已经结了冰,王斐然穿着羊皮袍子,我穿着棉裤,趟了过去。过了河,半截身子都是水,随即结成了冰,哗哗的响着,行走很不便。我发起高烧,王斐然给找了担架。夜晚到了一处高山,把我放在一家没有人住的农舍外屋,王与地委书记等人开会,地委书记说要高度疏散,问他还带着什么人,他说有一名记者。地委书记说,记者为什么不到前方去?他说,他病了。

  在反扫荡时,王有时虽也因为有这样一个学生拖累,给他增添不少麻烦,曾有烦言。但在紧急关头,还是照顾了我。

  不然,战争年代,在那样人地两生的荒凉之地,加上饥寒疾病,我一个人活动,很可能遇到危险的,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。所以也一直对他感念不尽。

  接近旧历年关时,我们这个被称做记者团的三个人,回到了通讯社。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,即《一天的工作》。

  夏一个人向领导作了汇报。刘平同志在开会时,委婉而严厉地对我们的这次出差,表示了不满。

  后来,我知道夏这个人,本身散漫,不守纪律,对别人却好造作谎言,取悦领导。全国解放以后,他曾以经济问题,受到制裁。

  我有这样的经验,有的人在战争打响时,先叫别人到前方去;打了胜仗慰问时,他再到前方去。对于这样的记者或作家,虽是领导,我是不信服,也不想听从的。

  我虽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,此次出师失败,证明我不适宜当记者,一是口讷,二是孤僻。所以后来就退而当编辑了。

  1981年11月6日改讫

相关文章